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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网络文学书写时代的壮丽多姿******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光明日报记者 刘江伟

　　不久前，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实施的2021年“优秀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网络文学出版工程”入选作品揭晓，阅文平台的《故巷暖阳》《投行之路》等作品榜上有名。

　　“书里的大部分情节就是我的生活。”《投行之路》作者“离月上雪”把亲身经历融汇在真实案例中，在逻辑严密的叙事中，再现了投行新人的晋级之路，呼应着青春、创业、奋斗的时代主题。

  “一位好作家也应该是一位时代的记录者。”“离月上雪”认为，摄影师用相机给眼前的画面拍照，而作家是用文字给我们所处的时代“拍照”。

  网络文学日益受大众青睐。超千万人的创作队伍、超千万部的网络作品，构成了当下文艺百花园的璀璨奇观。党的十八大以来，时代巨变为网络文学创作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素材，书写现实、表现生活，成为网文创作的重要主题。

  日前，记者走进阅文集团、晋江文学城等网络文学创作平台，感受网络作家蓬勃的创作热情，体会以网文展现时代变迁的力量脉动。

  今年9月，第六届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征文大赛在上海闭幕，14部获奖作品以个体的温情和时代的细节，共同汇聚起人民眼中的“非凡变革”。

  “各行各业的工作者，把创作的触角延伸向宽广的生活现场，让网络文学成为人民奋斗和时代创作最即时的记录者。”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程武表示。

  2015年，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支持下，阅文集团在业内率先举办首届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征文大赛，掀开了网络文学发展新的一页。大赛至今已举办六届，累计参赛作品近10万部，现实题材在网络文学创作中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创作蔚然成风。

  网络作家李全参与了2022年的征文大赛，现实题材创作给他带来满满的获得感。据他观察，现实题材之所以逐步成为主流，主要在于其取材自真实生活，用代入感取代悬浮感，使得普通读者能够用自己的视角去阅读，仿佛看自己身边的人和事，进而从中看到自己的无限可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近年来，网络文学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生力军。2021年，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规模突破30亿元，中国网络文学共向海外输出网文作品1万余部。

  “未来，我们将持续倡导现实题材网文创作，鼓励各行各业从业者以网络文学为载体，通过现实向、常态化而又带有艺术色彩的设定表现当代生活和社会风貌。同时，持续布局网文出海全产业链发展，让全球读者通过网络文学及其改编作品深入了解中国的人文精神和时代风貌。”程武说。

  打开晋江文学城网站，“奋斗乐章”四个大字赫然在目。为了倡导和鼓励现实题材创作，晋江文学城开展了年度主题征文活动。活动被细化为乡村之章、行业之章等8个方向，让每个作者可以从中寻找到擅长的领域。

  晋江文学城初步统计，征文活动共吸引3000余部作品参赛，网站遴选近百部优秀作品进行推介，在作者群中引发了爱国奋斗主题创作热潮。

　　近年来，为了让现实题材作品抵达更多受众，晋江文学城对优质作品进行重点IP转化推荐。目前平台上作品呈现类型多元化的形态，既有出版、影视等传统改编形式，又有动漫、游戏、有声读物、广播剧等新兴改编形式，还有动态漫画、剧本杀剧本等最新改编类型，涉及版权转化的作品超1万部。

　　晋江文学城副总裁胡慧娟表示，晋江文学城将加强对网络作家专业知识培训与引导，培育求真求实、言之有物的创作品格。同时，对现实题材重点作品进行重点关注，在IP改编上重点推荐，并将成功改编案例进行宣传，发挥其标杆效应和榜样作用。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30日 04版）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